在布料店为邮寄包裹缝制白布包
    婚礼后的第二天，因为早已买了傍晚离开的火车票，我们正想着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无所事事的时候，门铃响了。
    阿比带着一个袋子和两个大大的黑眼圈出现在门口。
    “早上好啊，已婚男！”我调侃他。
    阿比苦笑着摇头，告诉我们他和高里头天晚上的“悲惨”遭遇：晚宴结束后回到酒店已是半夜一点了，洗漱睡下后，居然又在凌晨三点被闹钟惊醒，而且此后每个小时被惊醒一次！原来他的那帮mba“损友”们事先偷偷在房间里放了闹钟，据说其用意在于提醒一对新人：良宵苦短，及时行乐……
    “交友不慎！”我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
    阿比叹一口气，把手里的袋子递给我，“对了，我爸妈送给你们的，谢谢你们来参加婚礼。”
    “太客气了吧……”我接过来，手臂陡然一沉，“什么东西那么重?!”
    “被子！”这回轮到阿比幸灾乐祸地大笑。
    阿比的爸妈居然送给我们一床足足两公斤重的印式薄被！被子本身材质特殊也很好看，可是我和铭基的背包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塞进一床被子！更何况接下来还有好几个月的旅程呢……
    没办法，只得跑一趟邮局了，顺便把纱丽和kurta也一起寄回去。
    印度的邮局是个很特别的所在，设施和服务都还停留在中国的七八十年代。上次我们在加尔各答寄东西回国，本以为工作人员会拿出不同型号的包装纸盒给我们选择，谁知一位大叔直接拿出一块白布把我们的东西包裹住，然后开始熟练地穿针引线把它缝成一个布包—我们在一旁简直看傻了。以往我们在英国或拉丁美洲寄邮包回国时都是直接写中文地址，只要最后一行写个“china”就行了，可是这位大叔却坚持要我们把地址翻译成英文，然后自己再慢慢地抄到邮包的白布上……
    我们乘坐一辆tuk-tuk车到了印多尔城的邮局总部。司机是个不会说英语的矮壮中年男人，上唇留一撇浓密得简直无法无天的小胡子，赤着一双大脚。和这座城里的其他人一样，他也对我们两个外国人产生了某种迷恋，于是痴痴地守在邮局门口等我们回来。可他没想到我们那么快就回来了—印多尔的邮局根本不提供打包服务，我们这才意识到加尔各答的邮局简直堪称行业翘楚……邮局里那个说一口官腔英文的工作人员不停地摇着头，告诉我们要寄东西的话必须自己打包。
    司机张大嘴看着两个外国人抱着一堆东西灰头土脸地走出来，他脸上的表情就像是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冒犯—外国“雇主”被拒绝或是被“羞辱”，丧失“阶级地位”，这件事同时也会使得司机受到伤害，使得他在他们自己人心目中丧失地位。虽然遗憾，但我不得不诚实地说，这是印度社会的常态。由于社会不平等的传统，他们从未把自己放在与你平等的位置。在这个国家，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荒谬背后却往往有着同一个崇高的目的—维护传统秩序。
    司机听不懂我们的解释，只管自己撒开两只光脚丫直冲进邮局去问工作人员。终于搞清楚原因之后，他好似一阵狂风般冲出来，用力朝我们挥一下手—这个手势我看得明白，意思是“跟我走”！
    我们又坐上了他的tuk-tuk，司机一路穿街走巷左顾右盼，最后终于开进了一个小集市，找到一间出售各种布料的小店。布店老板帮我们找了一个旧纸盒把东西装进去，又忙着吩咐店员拿来一匹白布。老板亲自动手开始缝包裹，瘦高个店员站在一旁发呆，而热心的司机则不停地伸手试图帮忙，又总是立刻被老板喝止……
    抱着新做好的白布包，我们抖擞起精神再次向邮局进发。可没想到工作人员掂量着我们的邮包左看右看，仍然不停地摇头。他用两只手指捏起布料，嘴里啧啧有声：“这个布太薄了！缝得也不牢固！我告诉你，这个邮包肯定还没出印度就会破掉！”
    我的身体里有个既幼稚又冲动还很容易被激怒的二愣子，一不注意管着就会溜出来犯浑。此刻这二愣子怀疑工作人员在故意刁难，邮局里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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