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一声“好”，贺志彪两脚已经蹬上了下铺，他像篮球运动员投掷篮球那样，一下子把石牛子塞进了第三层铺位上。奇怪的是，石牛子没有着恼的神气，朝白黎生斜楞一下眼珠，就规规矩矩躺在那儿不动了。
    本来，事情到此就告一段落，并不伤白黎生的面子。偏偏白黎生自尊心极强，他反复向周围的伙伴解释他拾皮袄的好意，反而引起伙伴们的不满来了。
    “小白，”马俊友第一个发了言，“你这个男同志怎么这样絮叨？你给他拾起滑下来的皮袄，悄悄给他扔上去就完了嘛！为什么还要大声地告诉他？结果，车厢里的伙伴，没被老贺的呼噜搅醒，倒被你的声音吵醒了。”
    “是啊！你这个大哥哥也真有点怪，睡不着就躺在那儿待着不挺好吗？”叶春妮轻声悄语地说，“我在三‘楼’，始终没睡着，脑子里想着那‘大烟泡’的样儿，怎么想也想不出来。”
    “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具体反映。”迟大冰板着面孔，给白黎生的行为上了纲。他原是北京郊区团区委的一个组织干事，也是垦荒队的发起人之一。由于他在团区委工作过，又因为在倡议书上用手指的血签的名字，一下被卢华、马俊友、贺志彪等十几个党员，推选为党支部书记。在垦荒队中，他不但年龄居于全队首位，个子也为全队之冠。迟大冰长着一张刀条形的长脸，瘦身板，长脖颈，再配上两条鹭鸶般的长腿，在这群年轻人中间，就像羊群里的一只骆驼。他平日少言寡语，嘴角微微下沉，在这群生龙活虎般的伙伴当中，是个最严肃老成的青年。由于他是垦荒队的党支部书记，自然说话落地成声，“资产阶级思想”几个刺耳字眼，不但使白黎生脊梁往外冒凉气，也使其他垦荒队队员吃了一惊。
    大个子贺志彪说：“老迟，我看没那么严重。一家子过日子还有个马勺碰锅沿哩！过去也就算完了。哎！这事情都怨我，据我娘告诉我，生下我那天，我出气就像拉风箱，哼哈——哼哈——”
    垦荒队队员们都笑了。
    小姑娘叶春妮笑弯了腰，她抹着笑出来的眼泪说：“让贺大哥哥给我们讲点他的故事吧！真有意思极了。”
    “对！反正也睡不着觉了。”石牛子从三“楼”探出头来首先响应。
    “不行。”迟大冰阻拦着，“白黎生的生活检讨会，可以暂时不开，觉可不能不睡，咱们从鹤岗市下了火车，还要长途行军呢！”他挥挥手，把男女垦荒兵都轰开了。但是，当迟大冰爬上自己的铺位之后，几个小青年又悄悄溜了过来，他们央求着贺志彪讲点什么，以驱赶夜间行车的寂寞。
    “说点什么哪？还是说说有关我睡觉的事儿吧！”贺大个子从那件老羊皮袄里掏出一条白纸，卷了一炮烟，鼻孔里喷云吐雾似的说，“有一回，我牵着一头毛驴，上门头沟山货收购站，去送生产队打猎打的野猫皮。去的时候，响晴的天，回来的路上，雷公奶奶哇哇地哭开了。那天天阴得像黑锅底，雨下得如同天上银河扒开了口子，哗哗地下成一个点了。该咋办呢？走是走不成了，只好拉着毛驴到山坡上的一个石洞里去歇脚。我知道我有睡不醒的毛病，只要眼皮子一打架，就像死过去一样，连身旁响炸弹我也听不见。我怕再犯这个毛病叫毛驴跑了，就用捆野猫皮的长麻绳，一头捆在毛驴的肚带上，另一头拴在我的腰上。那扣儿刚刚系完，我就进了梦乡。好家伙，你们猜怎么着，我这一觉就睡了半天一夜，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家里热炕头上了。我想：这大概是做梦吧！明明我在山洞里嘛，咋就会到了家呢！我睁开眼仔细看了看，房柁上挂着高粱穗子，墙上贴着胖小子骑鲤鱼的年画儿，不是到家又是到了哪儿了哩？我问我爹：‘我咋就回到家了呢？’我爹用烟袋锅子敲打着炕席骂道，‘我哪辈子作孽，生下来你这个‘睡不醒’。你半天一夜不回村，乡亲们都以为你叫山洪卷走了呢！村里派人到处找你，哪儿都没你的影儿。当乡亲们正在着急时，忽然从山洞里传出来声音——’我说：‘爹，一定是那头驴饿得哇哇叫起来了吧？’我爹说，‘驴可能也叫了，可是乡亲们都没听见，却听见了你打雷一样的呼噜声，这才把你找着，用担架抬回来了。’我说，‘真也怪了，我咋就不知道哩！’我爹照着我脑门就是一烟袋锅子，气得脸发青、嘴发白，跳着脚朝我嚷道，‘你咋会知道哩？你躺在担架上还呼噜呼噜地打雷呢！’由这，乡亲们给我起了‘呼噜贺’的大号。同志们，你们想想，我这样打呼噜，能不搅乱邻里的休息吗？所以这事儿不能怨小白，应该批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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