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多举例子，只举出她信封中留下那二十美元的例子。
    “健康情况如何？”
    妻子说：“我是医生，小阿姨没有任何疾病。如果非要挑点毛病，她大拇指的指甲，长得过厚，农村里管这种病叫灰指甲。”
    女经理被逗笑了：“好吧，她毕业出来，到我们那儿去吧！”
    我说：“我们还有个附带条件，要对经理提出来呢！她热爱裁剪，你们那儿必须有个裁缝店，我们才能放她走。”
    女经理双手一合：“真是太巧了，我们库房内设了一个裁剪店。看样子，我们和这位川妹子真是有点缘分了。”
    两个月后，小张从培训班毕业了。当然，她对她未来的工作岗位十分高兴，但人是感情动物，她对她生活了五年的家有点不舍。我和妻子也是一样，不知怎么为她送行才好。几经琢磨，还是我想出来一个招儿：“这么办吧！几年来她为咱们做过无数次的饭菜，这回咱们让她当一回主人。”
    “可是她爱吃的，我不一定会做。”妻子说，“有一回，她曾问我那挂炉烤鸭，是怎么烤出来的。”
    我说：“去烤鸭店。”
    于是，在小阿姨踏上新的工作岗位前夕，我们三个人，一块进了北京烤鸭店。小张十分感动，在走出烤鸭店门口时，她喃喃地对我们说：“大伯、大妈，你们的苦心我都一清二楚，啥子时候我做出一番成绩来，手里有了钱的时候，我一定回请大伯、大妈一回，咱们一块儿去全聚德。”
    [静动之间]
    静与动在任何人身上，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特别是作家这门职业，以静克动以抑制各种浮躁心态，是一门必修课程。
    凡久处蜗牛书斋，弓背伏案于写字台前耕耘的作家，最容易引发脊椎病。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曾有过两次左臂疼痛、指尖发麻的经历。究其渊源，是在静与动之间失调，静时太多，动时太少之故。由于脊椎压迫神经，其痛使我对写字台以及写字台前那把椅子，望而生畏。
    我是个最不愿意走进医院看病的人，迫于无奈，也只好到医院里“牵引”一番。但收效甚微。第一次病发期间，适逢大连举办笔会，家人劝我留京“牵引”治病，我则义无反顾地去了大连。当时大连通往各个景区的公路尚未修复平整，阿弥陀佛，我真要感谢那崎岖不平的公路了，在长途行车的上下颠簸之中，我臂痛手麻之状态忽然消失。于是，我的悟性顿开：自然“牵引”（指路上的颠簸）疗法，远远胜过去医院“吊脖子”的功能。
    这是否属于谬论之列，我自己梳理不清。第二次发病比第一次还要厉害许多，左臂疼痛得如扎蒺藜，几乎抬不起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1990年初我的两部长篇《裸雪》和《酒魂西行》，在交替进行，为了两部小说的杀青收尾，我忘乎一切。也算是一种巧合，正当我为脊椎病煎熬得不知所措之际，云南文学友人，邀我去云南转转。云南滇边公路环山而行，我们一行由昆明而思茅，又由思茅奔往彝族自治州首府楚雄。由于有大连拾得的悟性，我上车后绝不坐在那辆“中巴”的前首，而在后排择位而坐。年轻的文友觉得这是阴阳错位，拼命向“中巴”靠前的座位推我，而我一时又无法将自创的疗法向他们解释清楚，因而常常被推搡在中排座位上就座。尽管如此，长途行车的汽车颠簸，对我的脊椎骨环压迫神经之症，还是起到了妙手回春的作用。当汽车抵达楚雄时，我的臂痛手麻已全然无存。我内心不禁高呼：自然“牵引”疗法万岁！
    返京后琢磨一番，便在静动之间找到了依据。去医院用一条宽宽绷带，吊紧你的下颌，那种状若上吊的姿态，吊绳拉得再紧，也是一种静态医疗。当患者离开吊带之后，脊椎之间的骨环与神经网络，又恢复了原状，因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长途行车要经受不断的颠簸，这种弹性的反复震动，不仅活了血脉，而且舒展了筋骨，我给它起了个学名：动态“牵引”。这一静一动之间，似乎蕴藏着医学之外的许多学问。
    我是到了1990年才有了这种大彻大悟的。在此之前，我应《羊城晚报》之约，曾写过一篇《龟兔新说》，文章列举了兔子能一蹦三条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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