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红高粱》启示了我们，题材本身不能制约作品。关键的东西，还在于还原生活的本色，和作者驾驭本色生活的能量，以及艺术功底的厚薄。莫言在《红高粱》中娓娓道来，从字里行间可追溯作者写作时的轻松状态。这种轻松固然首要的是才情，但能使作者才情溢于纸面，像潺潺流水源源不断，像美妙音乐悦耳动听的渊源，仍然是作者受孕于胸腹、分娩于笔端的生活，我很喜欢小说中的“罗汉大爷”“余司令”和“父亲”。其中，“奶奶”这个人物着墨不少，贴近了一幅人物灵魂的全景写生肖像，虽也算得上活灵活现，但我仍然同意那位文友读罢《红高粱》后对我说的：“奶奶”这个人物写得有些过于矫情，有失和红高粱浓醇厚重底色的和谐。如果作者再能剜去纸面上“奶奶”肖像中的少许脂粉气息，则这首乐曲就更接近了青纱帐田园诗的韵味。由此可见，作者艺术思维在一马平川上自由奔驰之时，有时也还要勒一下野马的丝缰。
    我尤其喜欢《红高粱》中的自然风情。它像是一幅浓淡相间、淡多于浓的水墨写意画。不具备一个艺术家的眼睛，是难以捕捉到那些幽默中蕴藏悲楚、泪滴中展示微笑的细节的。莫言在《红高粱》中，写到“罗汉大爷”被杀猪匠孙五活剥人皮的一节，以及孙五后来变成痴、呆、傻、瘫的笔墨，都是用刺耳的噪音音符，组成的和美相对称的另一组噪音和谐旋律。读这些章节时，虽感毛骨悚然，但并不倒读者胃口。也许，在这组噪音的和谐共鸣中，展示着我们古老土地上另一条根吧！
    站在“五老峰”上看平川，见文学大潮在百川奔涌。莫言优哉游哉地驾舟而出，人们有理由期待着这一领域的百舸争流。
    1986年4月3日于北京
    [唯物论者的艺术自白——读《绿化树》致张贤亮同志]
    贤亮同志：
    我不知道你是否接到了我对《绿化树》的祝贺。
    3月下旬，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的一个同志，到我家里和我谈《北国草》的创作时，我们情不自禁地谈起了你的中篇近作《绿化树》。因为他即将去采访你，我请他转达我读《绿化树》时的激动，并为当代文学画廊多了马缨花和海喜喜这样立体化的人物而兴奋。
    一般地说，和作品中的“我”有着相似经历的人，读起描写这方面生活的小说来，只会感到亲切而难以使人为之动情。说得更准确一点，这些“过来人”还会本能地带着一点审视的目光，冷峻地去衡量作品背景的真实，去挑剔人物的塑造，甚至连作品中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然而我读《绿化树》时，却尾随着海喜喜赶着的那辆马车车辙，穿过心理上的冰冻地带走向了灼热的“赤道”——我深深被你笔下展示的生活，特别是被你那支多情之笔描绘出来的两个人物所感动了，直到掩卷之后，马缨花的形象还久久地萦绕于胸。
    我想《绿化树》如此强烈地震撼了读者的心，不仅仅因为你驾驭文字的深厚功力，也不仅仅因为作品有一泻千里的阳刚之美，更重要的是你严格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视生活真实如作家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讲，《绿化树》这部中篇，超越了你的《灵与肉》《土牢情话》，包括你最近获奖的短篇小说《肖尔布拉克》。贤亮同志，我这里毫无针砭那几篇小说之意，它们都是很不错的作品，我只是说那几篇东西，从人物的立体感和感情的多层次上去衡量，没有达到马缨花这一形象的高度。尤其显著的是，《绿化树》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表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因而我认为《绿化树》是你新的创作高度，不知你以为然否？
    我也是个“过来人”，在二十年坎坷的生活中接触到的人物，虽和你不尽相同，但我们却在同一条泥泞路上跋涉。你在作品的背景中展示的饥饿年代的生活画卷，我亲自经历过，并在我写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中有所揭示。从宏观到微观，《绿化树》的底色都表现了严酷的生活真实，这对于那些惯于用“左视眼”看待生活，善于用“难道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吗”的口头禅，向作家发难的假唯物论者来说，是不可思议和不可理解的。记得，在我的《远去的白帆》发表之后，曾收到过一位中层干部的来信，指责我把生活写得太严峻了。他在信中说：“劳改队里是不许带进去小孩子的，你为什么写‘右派’黄鼎带进去了小黄毛？”我复信给他说：“你说的是‘应该如何’，而我所写的是事实如何。”与此同时，我接到了我小说中人物原型——某大学西语系副教授的来信，表示一个读者对一个作家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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