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化树》不正是证明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之路无限宽广吗？虽然你写的是昨天的马缨花，而不是今天的《男人的风格》，公正的评论家在掂量这部优秀作品时，并不因为它表现的是流逝了的年代，而降低了《绿化树》的美学价值。贤亮同志，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绿化树》在深化现实主义的同时，还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给予我们以启示。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由于虚假的浪漫主义伴随着形而上学充塞文苑，使浪漫主义声名狼藉，不但读者望而生厌，就连一些评论家也像躲避脚下的蒺藜一样绕路而行。因此，有人认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现实主义的深化势必排斥或窒息了浪漫主义的生命。《绿化树》的问世，似为我们解开了这一疑虑，它不但起到了为浪漫主义恢复名声的作用，还使我们看见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血缘关系。在极其严酷的生活中，理想的烛光并没熄灭，从章永璘在那间小屋的灯下给马缨花读“床前明月光”，马缨花回唱大段大段的“花儿”的章节开始，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气息，一直伴随到马缨花和章永璘的悲剧终结。贤亮同志，不知为什么，当读着这些震撼心灵的段落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法国梅里美的小说《卡门》。马缨花不是很像具有东方女性气质、生活在底层、扮演着中国风习的另一个“卡门”吗？她以她纯美的形象，唤起了读者内心感情的强大回声，这不能不说是浪漫主义显示的魅力吧？当然，在你构思《绿化树》时，或许在主观上没有涉猎浪漫主义领域的意念。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你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气质才是真实自然的。因为它和现实主义是孪生姊妹，它伴随着你的创作激情，一齐倾泻于笔端，形诸文字——它不是附加品，也不应该是附加品。如果浪漫主义是附加在现实主义头上的“灵光宝气”，也就亵渎了浪漫主义的真谛。我以为浪漫主义诞生的元素，固然和作家的主观精神世界密不可分（如作家的信念、作家的艺术气质，以及作家的心理学类型等），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依赖于客观世界。只有作家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准确而完美地结合了的时刻，浪漫主义才有着它生存的依据。反之，如果把主观的作用凌驾于客观之上，或无以复加地强调主观作用，则不但浪漫主义会变形，而且会把它紧紧依附的现实主义踩到阴曹地府里去。因此，在现实主义文学范畴中，和客观世界全部逆光或局部逆光的浪漫，不管它具有何等辉煌的亮色，都无法达到和现实主义的融合。现实主义文学排斥它，拒绝它外加的装点——这就是蕴藏在《绿化树》中的浪漫主义给予我们的另一个感受。
    第三个启示是，透过《绿化树》我想到了创作中的“冷热观”。所谓冷，就是要冷峻地观察客观生活；所谓热，就是不能泯灭了赤子之心。尽管《绿化树》里展示的生活是严酷的，但通读小说之后感到作家落墨时并没有以“冷”对“冷”，而是痛心惋惜地翻阅“昨天”的日历——包括作家的自我形象的投影。赞美在“炼狱”中给予他启示的东西，展示苦难生活中的美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灵犀是相通的，就像苏联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笔下的清洁工约翰·沙梅在尘埃和垃圾中寻找金子，铸成一朵金蔷薇一样。对于这些，人们并不一定都很理解。今年3月末，我有幸两次和西德汉学家马丁博士夫妇会晤，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当我们的话题涉及所谓“大墙文学”以及苏联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生活的作品时，我坦率地告诉马丁先生：我们和索尔仁尼琴根本不同的一点是，对于养育我们的祖国来说，我们的血永远是热的。我们是唯物论者，不回避描写阴暗的生活角落，但我们心里却有阳光。这“心中的阳光”是我们最应当珍惜的东西。贤亮同志，你说对吗？
    我在闽南侨乡穿行时，遇到了一个昔日和你我同命运的朋友。他也很喜欢《绿化树》，认为作品写得结结实实。赞美之余，也提出了一点他的意见，要我转你考虑。他说，文中摘了《资本论》的部分章节，虽和你的主题立意不无关联，但多数属于外在的东西，和形象思维还没能凝为血肉。读者读到这些章节时，总是追踪人物的命运线索，而把这些摘引跳过去。对于这一点，其他读者亦是同感，现写给你，供你参考。
    我个人感觉《绿化树》的微疵也是存在的。小说中“营业部主任”这个角色，似着墨太少。他在小说开篇时和读者见面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复出现，因而到小说收尾部分，你写他“告密”时就显得有些唐突之感。其实，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误谬之处望你正之，并祝愿你写系列中篇中的其他几部时，在现实主义深化上继续有新的开掘。我等待着你新的中篇力作问世，并向你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看齐。顺祝福安！
    1984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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