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淬火——山崎丰子印象]
    岁尾年初，我接到一个领取邮件的通知单。巴掌大小的纸片，在我眼前翻来覆去，不知是何人所寄，亦不知寄来的为何物，后见角角上印有海关验关的图章，才断定它是海外寄来的邮件。
    谁呢？为什么事先没接到来信？
    我面前闪现过去许多国外亲友的面孔，唯独没有想到山崎丰子。
    而从邮局小窗，递给我的邮件，硬壳包装上打着山崎丰子的名字，正是这位以长篇小说《华丽家族》闻名遐迩的她，从东瀛航寄至北京的。
    像往年一样，1992年年初我接到题在贺年卡的、书签上的祝福多篇，它们像五颜六色的祥云，飞进我居室的窗口。山崎丰子寄来的不是祥云，它状若一块厚厚的石砖，打开硬壳一看，才知是她最近出版的三卷本的长篇新著《大地之子》。扉页上除了用墨笔书下的芳名之外，还有她分娩此书的艺术自白：一刀磨十年。
    大约是在80年代初期，我从《华丽家族》的荧屏上，首先结识了山崎丰子的著作。视觉的感观告诉我，山崎丰子是个直面人生的作家，因为从华丽家族的繁衍、角逐和人性的曝光中，可以嗅到资本生成时日本社会脂粉搅拌着血腥的气息，从而管窥到作家洞察生活的能量以及指导她进行创作的写实主义艺术观。仅此而已。但就这一点而言，很符合我这个历经二十年底层生活，几临大难而不死，并被这种苦难生活磨碎了早年对田园诗情创作追求的作家胃口。因而我觉得我理解她的创作。
    大概是80年代中期的一年盛夏，在一个翻译的陪同下，山崎丰子突然光临蓬门荜舍。事先，外事部门告知我：她急于见到我和张贤亮，她想同我们探讨一下“大墙文学”。当时，我颇为不解，不知一个昔日泼墨于豪门的作家，何以会对“大墙文学”来了兴致。
    山崎丰子个头不高，年纪比我想象的要大一些。但是她的言行举止却毫无老态，进了客厅，她首先拉着我母亲的手，恭谨地说：“您是中国的伟大女性，一个承受了多少苦难而没倒下的母亲！”
    我很愕然。
    我母亲亦无言以对。
    翻译告诉我，在日本她已经叫她的助手，翻译出我的一些小说和资料，因而对我的身世——包括对我母亲为我沦为囚徒而付出的牺牲，都有了大概的了解。她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占有翔实的材料；为她即将落墨的一部长篇小说，储备热能。
    我仍然不解其中奥妙：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对一个隔海的扶桑作家，会有什么启示意义，山崎丰子何必如此这般地浪费精力呢？！翻译把我的质疑，转述给了山崎丰子。她那张本来就有着丰富表情的脸，因绽开了笑靥，而显得更为活泼多姿；仿佛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似的，比画着手势对我说道：“我想写一本有关中国的小说，主人公有着一段经历和您近似。”
    “日本的题材，还不够您写的吗？”我觉得这老太太舍近而求远，很划不来，“比如写《华丽家族》的后代，就像美国作家的作品《根》那样，一部连着一部，而成为日本社会的文学长卷……”
    山崎丰子拉开背包，取出一部四卷本的《华丽家族》赠我。她说她已完成了她写此书的心灵使命，现在的她心灵使命驱使她，写一个战后日本军人，留在中国大地上的遗孤。她怕我听不出个门道来，索性直说她的来意：“日本侵华战争结束之后，善良的中国母亲，不知收养了多少日本孤儿，我深深为此而感动。但是，我也确知其中的孤儿，长大了成为中国公民之后，有的命运和你酷似，1957年后沉沦为囚。我想，这是既富有历史纵深感，又有强烈现实感，一个跨越国界的大题材，便特意来拜访您了。”
    她很客气，亦很坦诚。她说她早就有写这个题材的打算，直到80年初期，才下定决心。说这番话时，她眉宇间显露出不可更动的坚定。尽管我被她的勇气所感动，但内心却深感这是个非常难以表现的领域。之所以如此，实因“大墙”是一座帷帐，中间深藏着许多“特殊”的东西；我亲自领略过这些“特殊”的馈赠，因而不觉其难，一个远在东瀛的日本作家，能够准确地把握其中的生活经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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