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们管理劳改犯人的干部中，有的水平很低素质很差。他们只爱报喜，不愿报忧。特别是对我这个日本人，还想隐瞒真情。”她侃侃而谈，言词中夹杂了火药气味，“本来，世界各国的监狱，都存在着管理者和服刑者之间的矛盾，管理者要按照国家法律办事，而抵制服刑的人则千方百计地逃脱法律约束，甚至越狱逃跑。这是具有共性的世界问题。可是……”山崎丰子向我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某天，她走访劳改农场的管教中心（我估计是“狱政科”），她询问劳改干部，农场有没有逃跑过犯人。劳改干部冠冕堂皇地回答她说没有发生过这类事件。山崎丰子对此表示质疑，劳改干部便不厌其烦地向她述说，犯人如何如何听从管教，以表示他们的威慑力量和改造成绩。这些干部忽略了一点，山崎丰子虽然不会讲中国话，但因日本文字和中国文字，有的字形一样，字意相通，她对面墙壁的一张大大的表格中，正好填写着逃离监管、流窜在外的逃犯者的姓名和数字。山崎丰子立刻对这些干部，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说他们以虚代实，这是不应有的品质。
    我被这位老太太的严肃神情逗笑了，诙谐地说：“你成了司法部门明察秋毫的钦差大臣了，我向你表示一个中国作家的敬意。”
    老太太依然没有笑容，气哼哼地说道：“他们有失对一个外国作家的诚实，我要对司法部门反映他们的弄虚作假。”
    “你的一双眼睛很亮。”我说。
    “难道我这么做不对吗？”
    “当然应该反映。”
    “作家都应具备这样一双火眼金睛，像你们《西游记》中孙悟空那样，能透视人的五脏六腑。”她激动的情绪，渐渐缓和下来，便重提起旧话说，“你评评，我有资格当‘大墙文学之母’了吧？”言毕，她脸上的乌云散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吃饭吧，我估计你已经饿了！”我和小阿姨支开了饭桌，“吃饱肚子，再谈你那满肚子的故事，可能多些力气。”
    她从背囊中拿出来一瓶法国的“拿破仑”，蹾在了饭桌上。她说她知道我很能喝酒，只不知道我对这洋酒感不感兴趣。
    当天中午，我喝了不少的酒。她没喝酒，只喝了一瓶矿泉水。
    两次见面以后，山崎丰子就返回日本，去写她的长篇小说《大地之子》了。后来张贤亮从宁夏银川来我家闲扯，我们曾把这位日本作家，当成话题。贤亮说：“这日本老太太，看上去有点神经质，这正是她最可贵的地方。她像三年困难时期时的饥汉一样，添补生活，搜寻生活，咀嚼生活。为她那部怀胎的书稿，东奔西走，不耻下问，这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做到的。”
    我说：“也许每个作家都有她神经质的表现方面，比如你……”
    贤亮正儿八经地打断我的话说：“别走题儿，咱俩聊文学哩，你说老太太这部书，能写好吗？”
    “这很难说，但冲她那股子往生活里钻的劲儿，也许能写出点名堂来。”我不无感叹地说，“我觉得山崎女士像鸟儿絮巢一样，每一叶草每一根枝，都来得十分昂贵。中国到日本，日本到中国，任何一个写实主义的作家，都可以从中受到一点启发。我尊重她的神经质，而轻薄你的神经质。”
    “瞅你，又开玩笑……”
    我说：“如果你的神经质的路标，向老太太神经质的方向转移一下，贤亮，你可能真会有大作品问世。”
    张贤亮只是嘿嘿地傻笑……
    1991年初秋，我接到文友王蒙一个电话。他说山崎丰子来北京了，要去他家做客，她说希望在他家能见到我和张洁。遗憾的是，当天我有脱不开身的事儿没能成行，但我请王蒙转述我对她的问候。放下电话，我才蓦然想起她的书，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光阴逝水般地已经流过去十个年头了，不知山崎女士的作品印成了铅字没有。
    1992年的暮冬早春，她这部大书，终于飞到我的写字台上了。
    它很沉很沉，邮资就花了两千七百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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