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郑成功被“神化”，其事迹在日本民间流传开，还得追溯到近松门左卫门所著《国姓爷合战》于正德五年（1715）以及之后的两年间登上戏剧舞台。
    这时距郑成功逝世已过去五十三年，实则在数年前的元禄默念、锦文流便在著作《国仙野手柄日记》中提及这段历史，只不过没产生多少轰动，倒是近松参考了其中不少桥段。
    彼时，日本正值闭关锁国，只留长崎作为中日之间的贸易口岸，但民间对邻国大清的关注却不减。然而正德四年，日本严禁民间贸易，次年又以防止白银外流的名目，限制对外贸易。近松专注着笔于前朝的人文历史，算是用笔杆子批判柳泽吉保下台后的幕政改革。
    《国姓爷合战》以中日混血郑成功致力复兴大明、求援日本的历史事实为根基，虚构了五个章节。文中，明右将军李踏天勾结鞑子，卖国求荣；大司马将军吴三桂救下落难皇子，潜藏在九仙山；长公主（皇帝之妹）栴檀乘小舟漂泊至日本平户，被当地人和腾内所救。而这和腾内是明廷旧臣之子，其父触犯明帝天威，隐居于日本平户，和当地女子生下了和腾内。和腾内得知大明战乱，携双亲赶赴明土。和腾内之父求助于女儿锦祥女（和腾内同父异母之妹）之夫甘辉，希望其能出兵救援。甘辉先是犹豫，但随着锦祥女身死，他终于下定决心，结盟和藤内。联盟军迎回幼帝，和吴三桂协力复兴大明。这期间，和藤内被朝廷赐封“延平王”。
    据传，近松在写作之前专门走访了大阪。在此期间，他从南方经营走私的船家处收集了各种关于国姓爷的事迹，以此虚构了这个故事。此作品在竹本座上演了十七个月，其中包含了“九仙山建立军法”“长公主旃檀逃亡”“千里竹林打虎”等脍炙人口的桥段，使得日本民间对中国的好奇愈演愈烈。首作大获成功后，近松继续创作了《国姓爷后日合战》《唐船噺今国姓爷》等作品。
    近代以来，小山内薰于昭和三年在筑地小剧场重演《国姓爷合战》。昭和五年，久保荣创作《国姓爷新说》，将其搬上了新筑地剧团的舞台。小山内薰侧重于《国姓爷合战》的服饰演绎，极力还原两百年前的“本味”。三宅周太郎评价近松作品的本质是“世界同一观感”，久保荣则将小山内的演绎方式上升到了“趋势”的高度。王朝间的利益得损、领土掠夺、民族压迫等矛盾混杂于战争之中。这暗讽了1930年前后日本身处“二战”前夕的高压政治。
    另外在文学小说层面，社会评论家白柳秀湖著有《常夏之国》（1926），长谷川伸著有《国姓爷——飞黄大船主》（1942）。
    后者主要讲述了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的生平，在郑成功起势前便戛然而止。作者长谷川伸打算写续集讲述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事迹。昭和十六年7月，长谷川伸赴台一月余。在此期间他走访台湾各地，收集文献，还专程实地考察了热兰遮城。
    “二战”后，矢代静一的《国姓爷》（1958）在“文学座”上演，还诞生了别具特色的人偶剧。
    如此看来，日本民间对国姓爷郑成功从古至今都持有某种英雄情结；通过这位中日混血英雄的生平，能了解明末清初的中国历史，并以日本人的视角获得共鸣。即便是在锁国政权之下，即便已有了上千年的文化交流，对神秘大陆的憧憬都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但与此同时，两国人民在各个领域的往来又从未中断过。政治上的波动通常会第一时间呈现在两国关系上。这足以佐证两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明治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突变，转而对其侵略。纵观日本历史，涌现三次“国姓爷热潮”，分别在近松《国姓爷合战》上演期间、甲午战争前后以及“二战”开始以后。上述三个时期皆是日本民间关注中国的时期。“国姓爷热潮”的产生不足为奇，但问题是这位英雄的存在，对日本人而言究竟有何意义？以日本人的情感去理解，他们或许会将郑成功和日本战国时代英雄人物进行对比。
    陈舜臣的《台海风暴：郑成功与大明王朝》舍弃了上述固有的“郑成功观”。这恰恰是本作的闪光之处。本作最初连载于学艺通讯社旗下的报刊，始于昭和四十九年11月26日，完结于昭和五十年1月30日，共计三百六十个章节。在本作连载之前的昭和四十六年，描写郑芝龙的《大唐探案录之长安风云》已在刊物上连载。两部作品算是陈舜臣描绘明末清初历史的“两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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