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出师表》表明了诸葛孔明伐魏的决心，郑成功这篇慷慨激昂的《誓师檄文》则是他给清廷下的战书。诸葛亮的“表”是告予君主，郑成功的“檄文”则是号召天下，共伸大义！郑成功本也想撰写奏表，只是君主已故。
    然而既无君主，谈何复辟？各地的朱明后裔中，该辅佐谁登基，郑成功一时间拿不定主意。监国鲁王算是合适的人选，但郑成功对其没有好感。
    其实，在郑成功于南澳岛发布檄文前，中原又有两名新皇登基。其一是桂王朱由榔。此人是神宗万历帝之孙，比起太祖九世孙隆武帝更接近皇室正统。隆武帝遇害的噩耗传至广东，当地高官经过商讨，决定再择监国。梧州桂王素有贤王美誉，又属皇室正统。于是，广东高官立刻派遣使者，将桂王请到了广东肇庆。两广总督丁魁楚和兵部尚书吕大器担任新政权的大学士，协同广西巡抚瞿式耜一同辅佐桂王。十月十四，桂王就任监国。十一月十八，登基为帝，改明年为永历元年，即永历帝。
    另一位新君，是隆武帝之弟朱聿鐭。此人在隆武帝登基后，继承了其兄的唐王位。清军入闽时，他在林察的护送下潜逃至广州。与此同时，在江西遭清军重创的大学士苏观生所率领的残部也在广州避难，此人和扶持桂王的丁魁楚素来势同水火。
    “丁魁楚那儿能立监国，我岂不能立皇帝？”
    就在此时，唐王送上门来。于是在苏观生的扶持下，唐王于十一月初一就监国位，继而在同月初五登基，改明年为绍武元年。绍武帝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登场了。
    其实，丁魁楚是在听闻广州唐王登基的消息后，才匆匆催促桂王登基的。故率先监国的是桂王，率先登基的却是唐王，这场皇位之争就是如此荒唐。
    但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是朝廷的资质，永历帝都要胜过一筹。永历帝登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废除了历代明朝皇帝必设的东厂制度。东厂乃是直属天子的密探机构，权势滔天，残暴跋扈，从百官到庶民，无不谈之色变。东厂废止令一出，世人无不雀跃，称之为治世之开端。不仅如此，永历帝还废止了选秀制度，这亦是千百年未有的良政。相比之下，唐王绍武帝完全是苏观生出于私怨的产物，根本不值一提。
    在立监国一事上迟了死对头一步，苏观生不想再落下风，于是迫不及待地让唐王登基。新君登基前必须有祭天告祖、登基大典等仪式。但永历帝在肇庆的登基却尽可能摒除了虚礼缛节，一切从简。
    据说此次登基典礼简朴且肃穆，在场臣子无不动容。其中一名出席的大臣描述道：“在国家危亡之际，典礼理应从简。此典礼朴实无华，然处处包含着复兴大明之祈愿，可谓成功。”
    相较之下，唐王绍武帝在广州的登基大典则沦为世人的笑柄：粉饰太平的繁文缛节贯穿始终。为了筹备所需的宫殿、服饰、卤簿，苏观生可谓日理万机，奔走各地。大典当晚，广州的家家户户必须点红灯笼，以庆祝新君登基。白夜如昼。国家危亡之刻，此举可谓荒谬。绍武政权刚成立不到十日，便任命了数千名官吏。官吏走马上任必须着朝服，而广州物资短缺，怎可能有数千朝服。故而便有了新任朝臣借戏服上任的笑话。
    当时的人们对此戏谑道：“二百里二帝。”明代“一里”约合五百六十米，所谓二百里实则不过百里。肇庆和广州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八十余里，且两者皆为珠江—西江的沿岸城市。
    山河破碎，疆土大半沦陷，福建也岌岌可危。此等危急形势下，明朝的残存势力更应该齐心协力，共图复兴。然而两方非但没合作，反而争相上演登基的闹剧。永历帝身边有干臣辅佐，又凭借朴素的继位典礼、废除东厂、停选秀女等一系列良政，在这乱世中博得了一些好名声。而绍武政权则被苏观生一人掌控，可谓臭名昭著。苏观生还给彼时横行广东沿海的四姓海盗首领郑、石、马、徐一一加官封爵。
    “这可如何是好……”永历帝不忍看皇族间同室操戈，决定晓之以理。永历帝和心腹商议再三，决定派雄辩之士彭耀、陈嘉谟前往广州求和。两人皆是天主教信徒，每逢周末都要开展说教活动，故而练就了一副巧舌如簧。然而如今是要和广州政权的激进派说理，这怎能和传教相提并论？任他们说破了嘴皮子，绍武政权就坚持一点：率先登基者为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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