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治政之要,莫大乎求贤，求贤之要，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由，教化之本原也。故自黄初改元,文帝初营洛阳宫以来,重修太学，便成了朝中一件要紧事。史载,“黄初元年,始开太学,扫昔日之灰炭，补旧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考课”。逮至明帝，仓廪富溢,野无流民,始大修雒阳，兴太极殿于前,昭阳殿于后,扩芳林，修陂池,起景山,刊六碑《典论》于太学。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树之讲学堂西。届时，洛阳城南之太学，有房二百四十，室千八百五十，游学之士，络绎不绝，比之汉东都之盛，亦不为差。
    然若细观其里，今日之太学，终究是与后汉相差甚远。太和、青龙年间，中外多事，南有蜀贼屡犯关中，北有鲜卑侵扰边郡，不愿从军又欲免于徭役者，多求诣太学。又经建安战乱，两州疫病，前代大儒死伤大半，今日太学之中的博士，多是粗疏略通皮毛之辈。总之，博士之心不在育人而在求禄，士子之心不在圣道而在避役，两厢皆无心求学，反而阴差阳错，使太学成了多年来最安稳之处。
    但直接因此将太学定为徒有其名之所，亦过于武断，毕竟纵使是当下正始之年，各名门世族家的郎君，年岁长至十五时，仍会前往太学求学。当然，他们所求的并非六经章句，这些他们七八岁时就已在家中学习，十五岁时早烂熟于心。这里的所求之学，是四方奇文易训，是朝中政局之缓急，亦是各家族之间七连八绕的关系。这些身世优越的贵公子，将来多半都会位极人臣，要是能早些互相结识，交为挚友，将来到了官场上，对他自己，对家族，都是一份保障。
    这日讲学完毕，先生带着书离开，少年们便在堂中讨论起来。方才课上所讲，是郑玄所注之《易》。郑玄兼通今古五经，矫同前代诸注，但到了今日博士口中，多半成了照本宣科，少年们也对这种老生常谈无何兴趣。他们聚在一起，谈得是近来雒阳中最盛的话题――言意之辩。
    这不是清谈中的新题，再此盛行起源于荀氏兄弟的一场文论。荀氏自建安末年受命举族迁往江东，历经文帝、明帝两朝，已分为两支。荀氏主宗于景初末年迁回颖阴，仍旧是汝颖一带的名门，甚至由于历代皇帝的格外犹宠，其地位远比其他世族还要超然。而另一支，则留在了南方，继续与孙氏和其他江东望族共同治理江东，如今主事的，是荀令君之子荀粲荀奉倩。但亦有传言，道荀氏搬回北方的主因是荀粲的一干兄长，不耐与那些南方小族为伍，连年上书方求得圣旨。但朝廷也不愿就此放弃多年的经营，所以提出了分支的条件，而与诸位兄长性情素来不和的荀粲便主动选择留下，担起治理江东之责。
    话转回文论。一月前，荀第六子荀来太学述儒，未暇多言就有仆人进到堂中，言荀粲知晓今日兄长要至太学，故不远千里着书一封，以表心意，还嘱咐了这位仆人，一定要当场打开，高声朗读给众人。荀以儒术议论，荀粲这封信却是偏言道学，于荀主讲“言与意之关系”，则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故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耳。荀当场便以《易》中“圣人立象以尽言”回之，仆人竟慢悠悠的又翻到第二张纸，纸上赫然写着“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道《易中》所谓“尽言”，是启发之语，不可尽听。后面荀自然还有回应，但已无人在意。事后各家口耳相传，不出几日就传得人尽皆知，有人好奇荀氏兄弟不和的八卦，清谈中人如夏侯玄、诸葛诞、邓r等，则对其内容更感兴趣，纷纷着文言说，各相驳斥。一时间，“言意之辩”俨然已成雒阳城一大热事。
    “所谓‘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利者俗物，而命与仁，则是难以描摹，需用心领会之物，如此看来，‘言不尽意’为上。”夏侯渊之子夏侯和先说道。
    “可如果六籍都是圣人之糟粕，夫子又何必修诗经，合春秋，览易文。因为只言片语强说‘言不尽意’，还是有失偏颇。”年纪轻轻已承乡侯爵位，时任尚书郎的卫则以手撑抵着下巴，对激进之词颇有犹豫。
    “要我说，还是‘言不尽意’为上，但其精要不在贬低六经，而在于‘体无’。”那厢刚睡醒的王粲之子王弼打了个呵欠，懒洋洋道，“平叔君不是有篇《无名论》吗，‘夫惟无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而这里不过是夫惟不尽意，故可得遍以天下之意附之。”
    “此之谓，君子不器。”出身河东名门裴氏的裴秀最后来了个总结。他推了推又要睡过去的王弼，“你和何尚书走得进，知不知道他上次带太学来得那东西是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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