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人社,崔明德没有与我聊许多具体的细节，我亦无心在此刻便追问她到底将如何去做。女人社不该单是个抱团取暖的小团体，这件事在建立之初,我便已想得很明白。崔明德对此也看得很明白。
    但是具体到如何去做，我们却都没有十分清晰的思绪――或者说，我们都有大概的想法,但这想法是对还是错,到底又能不能实现，却是个大大的难题。
    我决心将这件事全部交给崔明德。她是个聪明人,不止是像欢或婉儿那样的敏于言行,而是真正的明于大局、敏于心性，女人社的事牵涉复杂,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偏偏短期内还看不见成效――就算看见成效，也是于朝廷、于眼下的社会并无显著利益,正需要她这样的人去做。何况她自己的仕途也需要这样的帮扶。
    与阿绍不同，崔明德的仕路从一开始便注定艰难。一则女儿体质柔弱,在打仗这件事上天生便不及男儿家，就算全不设阻碍地允许女人为武将,真能胜任者也寥寥无几。何况真正治理天下、操持话语权与政治权柄的,是各地方与宫省中的文官，而不是带兵打仗的将臣们。二则独孤绍有带兵之才，却无谋局之能，就算破例给予虚名,亦不过威胁一方、一时，崔明德却是谋时之士，若真能委以重任，所能做出的成就――或威胁――绝非一边帅可比拟。三则清河崔氏虽是名门望族，但清流的名望落在以恪守礼法出名的世家女儿身上，却只会是阻碍而非助益。
    可也正因如此，我偏偏想要帮助崔明德，帮她做到人臣的极限，不但在有我支持时钧衡天下，哪怕在我身后，也能执天下女人之牛耳，为之绸缪计划。
    自从冯永昌的罪状坐实以后，我便常常在思考我所谓的“理想”到底该向何处去。冯永昌的为人我已颇为了解，想起时也时常敲打。我曾想他不过小打小闹地贪污些，或是仗着权势作些威福，可事实是他不但吞没了慈善堂的大量款项，打通了上上下下一整条通道，还做出以阉宦之身强娶民女这样的事――这些事，与我的初衷根本背道而驰。
    慈善堂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一个不成熟的试验，尚且能造成这样的后果，我不敢想象，在我所看不见的地方，我所经手的这么多事业，真能落到我的“理想”上，甚至只是真正于民于国有利的，真正能有几处。
    我认真地盘算过我想做的事所牵涉的那些人们。我相信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都比冯永昌要更有道德和底线，但就算如此，他们自身的利益与我的理想之间，也总有不小的差距。
    在上层，我的身边固然团结着一群人，每人也都为这件事筹划着，但她们所注重的，与我所注重的，绝非同一件事。好像崔明德，若我不提出女人社改革的事，她也绝不会主动提出这些，反而会给我种种权术建议，教我如何清除政敌。若我提出这件事，她固然也乐于承担，说不定还因此更愿意与我亲近，但是说到底，这些事终不会是她的主要事业。
    在下层，万万生民早已习惯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风俗，他们的主要目标，也并不是所谓的人权、平等，甚至都不会是读书或做官之类，他们所指望的，不过是温饱二字。括户的结果出来，我大周九成以上民人都靠种地过活，这些农民所能许下的心愿，或是今年多收了三五斗米，或是明朝织布时多匀出几尺，做件体面的衣裳，若是赋税少一些，顿顿能多吃几碗粟米，多加一碟菜，或是逢年过节，官府赐些酒肉，集市里胡人演一场好看的戏目，寺庙里高僧讲一场精彩的半故事半教化的变文，那便是最值得称道的好事了，至于当今皇帝到底是女人还是男人，当官的到底是他们选出来的还是上面任命的，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男女平等”这样的话题，对他们来说，如隔着浓雾看见的远山山尖，既懵懂又遥远。
    在上下两层之中，真正去为我做这些事的人，就更不必说了。冯永昌便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活生生地告诉我，这些夹在中间、得了上面授予的权柄的人，具体是如何施之于下的。如何使我想做的事，真真正正地做到下面去，不南辕北辙，不偷工减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难题。
    而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件事，也渐渐开始困扰着我――我终究只是一个人，就算提出了这样的理想，并且终我一生都在践行它，也不过数十年光阴，而社会的进步和女人地位的提升却绝非区区数十年便可蹴就的。我在时，这些事尚有人一力推动，倘若我不在了，这些事，将由谁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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