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英还记得她从卫校毕业的那年，大约是八月底的时候吧，妈妈让她去陪爷爷见个人，说是从台湾过来的。
    她觉着新奇，还问，“是家里的亲戚吗？”她光知道她大伯前几年刚从美国回来，在北京做学术研究，却没听说过家里还有谁在台湾。
    妈妈摇摇头，说，“你爷爷没亲戚在台湾，大概是从前的朋友吧。”她很是好奇，可惜爸爸去乡下检查工作了，不然还能再打听打听。
    秀英是个没心事的姑娘，换了一身干净的连衣裙，蹦蹦跳跳的去了。
    其实前年也有人过来，是一位姓傅的老先生，从美国飞过来，特意来看过爷爷。那一次也是她作陪，连大伯也从北京赶了过来，先是在外面吃了一顿饭，然后才一起回来。
    那位老先生身体大约也不太好了，一直坐在轮椅上，身旁要人推着。可他一开口就叫爷爷孟老板，爷爷慌忙的摆手，说，“傅先生，你可千万别拿我开心了。”
    于是大家就都笑了。
    傅老先生问他，“孟先生，玉声有信留给我吗？”
    爷爷犹豫了好一阵子，才说，“我这里有封信，大约有提到吧，可你看完得还给我。”
    大家都愣住了，最后傅老先生颤巍巍的带起了眼镜，就在他面前看完了那封信，然后还给了他，轻声的说，“这是他写给你的信呀，你不该给我看，告诉我就好了呀。”
    爷爷嗯了一声，也不解释，只是将信仔细的收了起来。
    下午的时候，爷爷陪着傅老先生和大伯去了奉贤公墓。秀英知道埋在这里的人是谁，就是大伯的亲生父亲，也就是这位傅老先生的胞弟。
    妈妈偷偷的跟她说过，她大伯其实是傅家的孩子，从小被抱到孟家养大，所以才姓了孟的。原本是葬在卢湾公墓，后来因为墓地征用，才又将坟迁到了奉贤。
    小的时候，爷爷常来这里，后来腿脚实在不方便，也要每月过来一次，家里人不放心，就总让她来陪着。
    前几年落实政策，把老弄堂里的房子退还给了爷爷，从那以后，他就自己一个人搬了回去。爸爸妈妈劝过他好多回，说弄堂里住着不方便，他固执得厉害，就是不肯搬出来。
    秀英常常回去看他，老人的生活很简单，早晨四五点就起床打拳，然后吃早饭，不去少年宫教学生的时候，就侍弄家里那些海棠树。因为之前乱七八糟的住了很多人家，好些海棠树都被拔了，只有那柱老海棠，还一直留到今日。
    奶奶解放前就没了，葬在东台老家，爸爸忙得很，不过隔几年还是回带她们回乡下去上坟。后来爷爷跟陆奶奶结婚的时候，爸爸没去参加，只有她和妈妈去了。可陆奶奶很快也过世了，下葬的时候，还是她陪着爷爷去的，爷爷看起来并不是很伤感，他指着陆奶奶旁边的那块空墓碑，对她说，“等我死了，就埋在那里。”
    大约是因为她很小的时候爷爷就这么说，她也不觉着有什么，反倒问他，“那我死了是不是也埋在这里？”
    爷爷摇摇头，“将来你嫁了人，和你的先生葬在一起。”
    陆奶奶的墓碑也很奇异，她听说她是傅先生的太太，后来在文革的时候受到批斗，是爷爷护着她，爷爷的腿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打坏的。后来文革结束，她得到平反，两个人也时常的来往，她念高中的时候，陆奶奶生了病，他们就突然出人意料的宣布要结婚。
    爸爸的态度是坚决不同意，他因为这个很生气，跟妈妈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他想什么吗？他就是不想跟妈合葬！”可爷爷脾气也很倔，拿定了主意就不肯更改，两个人闹起了脾气，于是父子形同陌路。
    可她的墓碑上却没有提到傅先生，也没有提到爷爷。她的照片是去世前不久才照的，因为病痛，整个人又瘦又小，却笑眯眯的看着镜头。墓碑的背面简单的写了她的生平，听爷爷说是她临终前自己写好的，通篇都很轻描淡写，唯有提到一个叫温迟良的人时，写道他是她毕生的好友，在解放战争中牺牲，流露出了一丝痛惜。
    那块空墓碑的另一边，就埋着傅先生。墓碑上镶着一张黑白的半身照，照片上是年轻时候的傅玉声，穿着西装，半侧着身，就那么微微笑的看着你，那双眼睛看起来就像是会说话一样。秀英小时候就觉着这张照片好看，这么多年了，每次看到，心还是忍不住要多跳一下。
    傅先生墓碑的背面一直空着。那次傅老先生来，也问爷爷，“他信里说了墓碑上要刻什么，你怎么不替他刻上呢？”
    爷爷低着头没说话，气氛就变得有些尴尬了。还是大伯出头，提起在美国的事情，于是替大家都解了围。
    回来的路上，大伯陪他们坐在后面，轻声的问爷爷，“爸，他不是给你留了一封信，你没看过吗？”
    爷爷不说话，大伯就叹了口气，不再追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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