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能想起我和海因茨第一次相遇时的场景。那年的三月，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香气，蓝色的风信子开遍了玛狮湖的岸边，蓝的好像最通透的宝石。
    我弯下腰摘下一朵，那蓝盈盈的色彩让我的心情莫名的变得有些忧郁。我将花瓣撕下来，一片一片扔到湖里。直到感到身后男子戏谑的目光，一回头间，我便沉溺在那片如同翡翠一般深邃的眼眸中。
    “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陆军中尉。”
    “玛格丽特格尔纳。”这就是我们初见的开场白。
    七个月以后，我们携手走进教堂。当牧师宣布我们结为夫妻的时候，我笑得很开心。所有的亲友都说那天的我是最美的。可不是吗？哪一个新娘不是最美丽的呢？
    我的丈夫是一个有抱负的人。我从认识他的第一天就意识到了。他不是一个喜欢甜言蜜语的人，有时候甚至一整天都是沉默的，这我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相处模式就是这样默默无言的坐在同一间屋里，他看他的关于装甲兵的资料，我做着家务。
    是的，我的丈夫喜欢装甲兵，甚至是痴迷。尤其是当他从战场上归来以后。我没有到过前线，只是听说我们不停地死人，日夜为我的丈夫和家人担心。但实际上我并不知道战争到底有多残酷。在我的脑中，它还没有我生两个孩子时的痛楚来的真实。我的丈夫对此也绝口不提。他只是更加沉默了，也更加喜欢抽烟，经常弄得满屋子烟味。我觉得我应该和他说些什么，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他喜欢的，我不懂，也不感兴趣。这是我们之间的天然距离。
    在我们结婚的第十个年头，有一天，我的丈夫回来时开心极了。眼角眉梢里都是喜色。原来他被调到了国防部运输兵监察处担任参谋。看到他那么高兴，我也由衷的笑了。我想他离他的理想近了不少。
    可是没过多久，他的脸色就又布满了阴云。我猜是工作上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但他从不和我提起。我试图询问，但得到的都是敷衍的回答。似乎是因为他的工作不过是研究摩托化运输的各种问题，而不是他所期盼的如何运用为作战部队。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热情。我看到他整夜整夜的研读有关摩托化的资料，不断的在上面圈圈点点，做着各种颜色的笔记。比我父母做医生时记的病历还要详细认真。而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在深夜时起来为他送上一杯咖啡。他喝完以后会拍拍我的手，告诉我不用这么晚还起来。可第二天我还是照样爬起来。我觉得只有在这个时候，我能最真切的感受到我们之间的感情，相敬如宾，相濡以沫。这也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凌晨就会自动醒来，再看看书房的那点灯光，心里一片安然。
    我觉得日子这么过下去也很好，虽然因为我们的战败，生活变的窘迫了很多，但还能这样平平淡淡的维持下去。可是我丈夫显然不希望自己的理想只存在于自己的脑中。他不断的奔走，希望能为他构想的装甲兵争得一席之地。但这显然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在1929年的夏季演习中，他的设想被那些骑兵将军们嘲笑，好在几个月后他获得了出任第3摩托化营营长的机会。
    在那里，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各种训练上，有时候一回到家连鞋都来不及脱就睡着了。我无法为他分担这种工作上的辛苦，只能尽全力打理家务，希望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他首先致力的摩托化运输仍然受到相当多的阻力，甚至连与同区其他部队演习也被拒绝。后来，他总算是离自己的理想近了一步，那是在他担任新总监鲁兹将军的参谋长的时候，鲁兹将军支持他的想法，虽然他们为此和骑兵派系发生了不少冲突，但最终还是为摩托化部队赢得一席之地。在这之后，他便着手于装甲兵的装备、训练和战术制定等问题，但他面临的压力还是那么沉重，以至于眉毛总是皱着的。
    时间到了1933年，连我这种不怎么关心时事的人都知道德国有了新的国务总理――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我并不太知道他的各种政策，我只知道，我们的生活似乎一下子好了不少。而我的丈夫在谈起希特勒时，眼睛闪闪发亮。
    “我想他是能理解机械化的，我需要这样一位总理。”我丈夫这么说，我想他一定是找了各种机会去和这位总理沟通。因为到了1935年，他被任命为一个装甲师的师长，驻扎在维尔茨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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