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快要放新年假，我因为后头一个月压根没去学校上课，干脆期末考试也都没去，反正不能按时毕业，重修就重修，把上次住院的单子交上去，还算是正当理由了。
    十一月某天早晨我妈打电话来说想来俄罗斯看我，签证已经在准备了。我那时已经搬到书房，随便搬了个单人床垫睡，床单也懒得扯匀称，她打视频过来的时候我刚熬了一宿，眼睛通红，只装作没睡醒，将摄像头对准天花板，这屋子无论哪个角落都不敢露给她看。
    她那头还是吵吵嚷嚷的，好像永远没有清闲的时刻，我很有些恍惚，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总能那么自洽。她问一大堆东西，莞莞呀，俄罗斯冬天是不是冷得很啊？带两件羽绒服够不够啊？你们那边有没有亚洲超市？你学校室友他们爸爸妈妈过年来吗？
    我只好一件一件的跟她交代，说衣服别带多了，带几件毛衣，这边到处都有暖气，出门御寒的到时候过来买也成；亚洲超市多得很，不必她带什么吃食，被海关拦了麻烦；我现在没住学校宿舍，室友爸爸妈妈过年不来。
    那好！她听着很得意，等妈妈来给你们改善改善伙食。你室友他们吃不吃辣？……
    她在那头叽叽喳喳，感觉根本没在听我说话，于是后头我干脆不说话了，一边听她讲，一边抠手指头。我过去很烦她这样不听人讲话，总叫我很气恼，但这两年我逐渐接受了一个事实，有些人有些事情，凭我一己之力，就是没有办法改变。
    十二月中旬的时候，她打电话说她来不了了，缅甸那头的矿出了点事，她必须去处理。这次她的声音听起来没有那么雀跃，有点疲惫，我想应该是出了很大的篓子，不然她不会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不加掩饰。但是这么多年来，我早就习惯她不说我不问的模式，于是也没有追问。说完这头，她停顿了一会儿，欲言又止的，最终还是开口：你是不是又开始吃药了？
    我妈总是避免任何与“犯病”相关的说法，于是笼统称为“吃药”。我瞥向散在床上的药盒，下意识撒谎：没有。
    你不要吃那个药。她说。她意思是叫我不要犯病。我看着那空了一半的盒子，只能回答说没有。
    这之后没过几天，军哥开始跟我打电话发信息，说要找我谈话，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我妈放不下心，非要拜托军哥来看看。大部分时候我都不接电话，也不回消息，他逼得又亲自上门，头一次我装不在家，第二次的时候瓦连京给他开了门，我没办法，只好下楼，坐在咖啡店里跟他大眼瞪小眼。
    他首先绷不住，喝了口咖啡后清清嗓子：“你没跟我说你室友是个俄罗斯人呢？”
    我看了他一眼，没吭声。他最近三番五次上门已经搞得我神经很紧张，今天直接迎面撞上瓦连京更是让我心头窝火，现在坐在这里又开始盘问这些有的没的，搞得他好像真的是我家长一样。我翻翻眼皮：“这要报备？”
    “你冲我发脾气干嘛？”他莫名其妙，“你妈妈叫我多关心你身心健康，昨晚上还跟我隔着时差打电话到两点钟……”
    “叔，你不想接我妈电话说忙就行了，”我疲惫地说，“她还没那么死皮赖脸。”
    这话一出军哥就火了，劈头一顿骂：“我不想接你妈电话？我能不想接吗？你上次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争取振作拿个小红本，现在我看毕业都难！蒋奇莞，你在干什么啊？你是不是在跟那俄国人做什么生意？你二十多岁的人了，还能重走多少回路？这些碰不得啊！”
    太久不来这家店，店员已经换过一批，给咖啡加了糖，又涩又酸；此时他们抬头朝这边看了一眼，又迅速埋下头去，我深呼一口气，压低声音说：“不好意思军哥。”
    他气鼓鼓看着我，把咖啡一饮而尽，我出神地想，他也是那种不在乎咖啡放糖的大多数。实际上除了瓦连京，我没有真的遇到和我一样抵触甜味的人，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暗示。
    军哥坐了一会儿消了气，抬手接了我一支烟，捏在手里把玩，我嗫嚅道：“哥，你能先别跟我妈说我跟俄国人在租房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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