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连京一夜未归，我也一夜没有合眼。六点钟的时候开始下雪了，我出门买了杯咖啡，走到楼下发现车窗碎了，旁边的保安告诉我说昨晚有几个闹事的砸了好几辆车，已经被警察带走了，问我要不要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我脑筋转不动，没有精力，于是没有很强烈的感受，只摆手告诉他暂时不用，强撑着往学校走，脑子倒清醒，看人也冷静，心跳却快得要命；这段时间为了赶课程，三天加起来没睡过八小时，昨晚本该早睡的，结果还是熬了一宿。太阳升起来了，寒气和晨光给人一种不真实感，公交车喧嚣地驶过，晨练的人穿的还是那件荧黄色体恤，与过去的每个早上没有什么两样，悲伤在这样的平和里显得很荒诞，致使我不得不迷糊，怀疑几个小时前的一切都是在做梦。
    这样的梦境感很快被打破。这天早上本该是专业课，我照常上四楼去蹭余贝贝的文学课，纠结着要不要跟他谈谈话，我俩算起来其实也没那么熟，但是我已经没办法独自处理情绪了。刚走到教室门口，手机叮的一声响了，我拿起来一看，是封来自专业课的老师的邮件。我瞧见那个红点，不知为何隐约生出些不好的预感，当即顿住脚步，站在教室门口点开了邮件。
    邮件是教授单独发的，开头署着我的大名，不长，只有几行，一眼扫去，瞥见到个“代考”，我陡然一慌。他说尽管考虑到这是我的专业课，任何处罚都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是代考与代课是不被允许的，我没有尽到一个学生的责任，他很遗憾地通知我说他不得不将我从这门课中退掉，并且记上F，之后也不必再去了。
    我站在原地，茫然环顾，往走廊外的窗户望了一眼，太阳还是挂在那里，似乎比刚刚亮了一些，亮得几乎刺眼了。“走啊！”后头的人催道。我机械挪了几下步子，教室后方转了几圈，只觉双腿发软，找了把椅子坐下，没过两秒又一弹而起，转身夺门而出，刚好擦着余贝贝肩膀过去，他在后面惊诧回头：“你上哪儿去？你怎么了你？”
    但是我顾不上回话，只一个劲往前走，走到教授的办公室，找不到人，我才想起这会儿是专业课，他应该在教室里。等找到教室推门而入时，所有人都转过来，教授正在说话，停顿了一下，料想已经猜到我是谁，示意我坐下。于是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找了个空位，还没坐两分钟，来了个俄国人径直走过来说这是他的座位，我只得站起来让他，重新到最后一排没有桌子的椅子上坐下，像个旁听的局外人。我看着他们聚精会神听着那些我听不懂的专业课名词、激烈讨论，头一次像今天这样讨厌俄国人。
    这三个小时纯属白捱，无论我怎么求情，怎么解释说我必须按时毕业，那教授都表示没有商讨的余地，他今早已经将我退掉，建议我重修，临走还不忘补上一句，说我当时选择这样做，就应该想到有今天。
    他说得很轻，甚至带点开玩笑的意味，但我像被猛然打了一个巴掌，霎时清醒过来，扭头就朝家里跑去。
    一路上我老觉得今天所有人都在看我，更加难以忍受，跑得更加卖力，活像个贼；我想今天万万不该出门，尽管我再清楚不过就算我的天塌了也与旁人没有关系，但我还是没办法面对所有人的冷漠而探究的目光，我怕再不跑快一点，就要忍不住冲上去质问他们为什么能一如既往，为什么没有痛苦。
    等我终于到家把自己锁在卧室，才算是松了口气。然而转身一瞧见床上瓦连京脱下来放得乱七八糟的睡衣，我心头一酸，突然就嚎啕大哭，止也止不住，扑在他那件旧毛衣上嗅。冬天来了，他习惯在家套一件薄毛衣，松松垮垮的，脱下来从来不叠，往枕头下一塞就完事，因此常常皱皱巴巴；但他在家只穿这一件旧毛衣，有时睡觉也穿着，说是舒服，舒服得不想脱。我哭完了，爬起来把毛衣给他叠好，莫名相信他今天会回来。他走哪儿去？他连睡衣也没有带走，能走到哪儿去？必然今天就会回来了。
    但他今天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第三天、第四天，到后来我完全对时间失去了感知。先前还尝试联系他，但他不回，我也没有办法；偶尔我放空地想，天大地大，他瓦连京有的是地方去，不像我，只有这一个家。我想过了这些年，我还是没有一点长进，总是轻信人，夸张事，连一丁点的亲密也能误读成喜欢，误会成爱，追着人家递出心去，总是忘记我这颗心，又值几两钱。
    我回到了先前独居时的作息，在家昏天黑地睡了几天，没去上课，最后是被军哥逮出门的。他不知从哪儿搞来我的新家地址，亲自上门把我从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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