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父亲的死,他们判处了我好几年徒刑。但现在再说这些也没什么用了。他们前脚刚把我放出来,我后脚就直奔最近的一家小酒馆。
其他所有狱友都说,那就是你干的。
包括我亲手护送到绞刑架上的那些人。他们自己都说很想去离监狱最近的那家廉价酒吧。
马拉先生是技师,他有一台硕大无比的史前电脑,就摆在行刑室的办公桌上,绿色的屏幕闪闪烁烁。他被捕后在一批自动化专家组成的法庭上被定为"背叛人民"。不过监狱管理层意识到他的专项技术,所以最后他成了刽子手。社会主义自动化研究仍然是他热爱的事业。
我听人说,以前执行绞刑的刽子手喝起伏特加来都以桶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让自己冷静下来。但马拉先生是属于现代世界的人。他发明了一种游戏。它让上至高层官员下至普通狱卒的每个人都感到开心。
我是他的帮手。
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他们要处决一位斯洛伐克的帮派成员。那是个身材魁梧的家伙。当他戴着镣铐,被人从牢房过道领到行刑室的时候,浑身上下直打哆嗦,两条腿还胡蹬乱踢。四名狱卒跑过来死死地摁住了他。当时我正在拖地,所以他一脚就踢翻了我的水桶。当他走到马拉先生房间门口时,突然停止脚步,就像冻僵在原地般不肯往前挪开半步。于是我过去帮了他一把。
于是他们下次又叫我过去。再下次又叫我。
监狱长官们看见我领着犯人走路的时候,都感到很惊奇。那些人不再哼哼叽叽,不再像动物一样只管厉声尖叫,不再挣扎。他们安详平静,我想是因为我很平静。我的头脑、我的思想、我的双腿,已经适应了泰雷津地道下各种曲里拐弯的地形,适应了牢房和地堡的阴郁和水泥地面,适应了监牢铁栏。因此我身体或思想里没有任何东西会反抗这样的死亡监舍。我不会呕吐,不会凝视屏气低声祈祷,不会做噩梦,不会在事后崩溃落泪。我听人说,那些收钱陪护罪犯走向末路的狱卒们经常会产生类似反应。没人给我钱,他们只会缩短我的刑期。
没有哪位狱卒或别的犯人愿意做这事。可我不觉得有什么,经过死囚牢房,迈步走在通往绞刑架活动踏板的走廊﹣﹣我自幼就在这种环境里玩耍长大。他们那些年在潘可拉克处决的,可都是连环杀手、诈骗犯、强奸犯、黑帮恶徒。他们并不是像我父母那样的战争英雄。在我父母那个年代,许多像他们那样的英雄人物都不足六英尺高。可那又怎样?我在引导这些犯人踏上不归之路时,曾经这样想过。社会主义经济颠覆者、强奸犯和冷漠无情的杀手们﹣﹣他们知道自己走向何方,也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下场。马拉先生和我从不对他们恶言相向,我们只是态度坚决。
场面比较安静的时候,我会坐在马拉先生旁边,观看他操作那台设备。他细长的手指在那块史前键盘上舞动翻飞,同时等待办公室中心传来那一道加密广播命令:b区,准备寒冬降临!
听到这句命令或其他的统一口令时,我就会站起身来,走到牢房边,在狱卒监视下将犯人带走。然后独自领着他平静地走过囚牢通道,走向马拉先生。此时他已经将一切准备停当。
当我们走到最后那间屋子的时候,有些犯人的前额会渗出豆粒大的汗珠,他们的双腿会像那位斯洛伐克巨人一样僵直不前。这时我会帮他们一把。马拉先生跟我管这叫"熄火",就像是关掉引擎。即使是最镇定的那批人,在半路上还很安静,或者跟我玩笑逗趣,说我肯定盼望着明天能吃一顿涮锅泔水什么的。即使是这些人,有时也会突然间感到恐惧,觉得恶心,马上就要呕吐。我的气力,我的平静,有时候到绞刑台的门槛边上就不起作用了。但马拉先生总是知道该怎么做。
我当时并不参加处决过程。
我只是帮忙做些准备,有时在完事过后,拿着水桶抹布和清洁剂把那里收拾干净。
现在我再也不想做那种事了。
每次行刑的间隔时间会很久。那时马拉先生就会让我坐在他的电脑旁。我的十根指头,因为受清洁剂的腐蚀,还有没完没了浸泡在水桶里的缘故,变得颜色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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