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无意间瞥见一位身穿短裤t恤的漂亮女孩，她的金色发辫伶仃垂挂在汗水湿透的后背上，正在夏季酷热里跌跌撞撞地穿过中心广场。
    柯米尼亚斯学生公社的一块基石从此得以奠定。当时我正在那里愉快地驱赶着我的小小羊群。这几只侥幸存活的山羊，不仅躲过了拍卖，也躲过了那些精神病的血盆大口。泰雷津的风已经把我身上臭烘烘的牢狱气吹得一干二净，她认出我来了。是的，她来是因为鲁道夫（前面提到的记者罗尔夫是鲁道夫这个名字的简称）的文章。她说她觉得自己已经跟我们同仇敌忾，所以想来见见雷波或什么人，再帮一帮我们的事业。我在这鬼魅般的姑娘面前感到头晕目眩，我什么都没说，只是转过身来，带领她穿过山羊四蹄踢起的尘烟往前走。
    我盼望暮色降临，渴望太阳下山，这样她或许就不会再注意到我满脸羞红时的尴尬。尽管我的身体正倾向她那一侧，偶尔会贪婪冒失地碰触到她。我带着她去找雷波，而她又好奇地盯着我看。道路两旁一间间破屋的窗帘后面，时不时地有人在扯动帘布，他们从半开的窗户向外偷窥，看着撒拉的两只拖鞋噼里啪啦地拍打在卵石路上。那时节没有多少人沿路走进我们居住的街区，除了带游客前来参观纪念馆的巴士。撒拉从瑞典来到泰雷津，她要寻找祖父、祖母遇害前可能睡过的囚铺。她是集中营囚铺探寻者群体里的一员。恐怖的历史阴云让他们的思想变得沉郁，那些降临在父母、祖父母和亲属们身上的恐怖，或仅是这些恐怖事件居然能够发生的事实，就足以让人沉郁。它们有没有可能再次发生？
    人类有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事？这种事怎么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而我却幸免于难？如果是我前去赴死，我又会怎样做？这种事会不会再次来临？这些探寻者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些可怕的问题，与此同时某个魔鬼已经占据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大脑变得阴郁晦暗。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因为昔日的那些谋杀行径而备受折磨，于是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心理诊疗师躺椅上的问诊者。
    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却开始行动起来。这些人背起旅行背包，口袋里塞好父母的信用卡，就径自奔赴东欧。他们沿途探访，经过波兰、立陶宛、俄罗斯的一处处潮湿废墟﹣﹣简而言之，在所有这些地方，万人坑极为普遍。探寻者们就像一颗颗水滴渗入神秘东方的地下潜流。因此，他们经常会在痛苦之中沉坠到底，这毫不奇怪。他们当中偶尔会有一两个人在泰雷津现身。他们渴望着缓解头脑里那种令人苦痛的压力。这些人可不是普通游客，他们并不会沿着纪念馆为全世界设定保留的几条大屠杀路径而心满意足地东瞅西看。普通游客在泰雷津镇闲逛时，仿佛这里就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堡。
    他们到处拍几张快照，拍一拍地牢里的录像，还有刑讯室的内景，等回去后再给家里人看。然而集中营囚铺探寻者却从来不这样考虑问题。他们到来时已经被苦痛折磨得几欲疯狂，他们执着于所有探寻者想问的恒久问题：如果它曾在这里发生，它还会不会再次发生？他们清楚自己并非置身于某个中世纪城堡，而是在当年世界被撕裂后留下的深渊里。这是怜悯同情无处容身的场所，一切都可能在此发生。这些想法啮噬着他们的大脑。撒拉刚来时就表现出同样的病状，这也就是她为什么想把小镇每一寸土地都探索清楚的原因。她踩着我那些山羊的蹄印，说：我有一种感觉，他们曾经在这里给我留过一条信息…就在某个地方。
    她首先在纪念馆周围穿巡，然后又直奔我们那个乱七八糟的小镇。我想走过每一段城墙，走过这座死亡城镇的每个垛口，我想了解、懂得、感受它们。撒拉在尘烟里、在咩咩乱叫的羊群里说道。我觉得她好像有点儿脱水。我把她带到了雷波那里。
    那一天，就像其他时候的每一天那样，我到外面去放羊，直到黄昏来临。不过当我看见黑暗暮色已经笼罩住最后几抹红色晚霞时，就赶着羊群回家了。我经过雷波在一楼的住所，屋里开着灯，我看见了撒拉。她现在完全缓过劲儿来了，这得感谢我的婶婶们。她毕竟是贵客﹣﹣她给我们这座面临毁灭的城镇带来了有趣的话题。她走起路来脚底生风，周身洋溢着生命的气息。我那几位婶婶多少能够感觉得到。
    撒拉在屋子里聆听雷波讲话。这个男人出生以来的第一次呼吸，就在飓风眼里，在所有恐怖的中心，很可能就靠近撒拉奶奶睡过的床铺。她聚精会神地聆听着。雷波打开他的黑色挎包，拿出那些旧字条、钉子、锈蚀的弹壳给她看。我已经彻底忘记这些事情了：在地下墓窖群的某个地方，一切都不会腐烂，我们曾经找到过两片指甲，很可能是在抠墙面石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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