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都谴责暴力，但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它也有助于某种目的的实现。整个美国，特别是国会，对内陆城市黑人的困境极少关注，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一系列的暴乱席卷了美国城市。死亡和破坏十分可怕，但看起来没有其他办法能引起媒体、公众和政府的关注了。这次暴乱“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它引发了一次巨大的——或者说是非常成功的——改善美国那些衰退的城市的努力。当20世纪80年代美国“忘记“了内陆城市时，新的暴动提醒我们那里依旧存在问题。
    南非的白人少数派政府过去常常得意于其对黑人游击队的俘获或杀害。南非的安全力量是很有效力的，但成千上万年轻的南非黑人愿意拿起武器来反对白人专制政权的事实，应该已向比勒陀利亚政府表明了某些东西。几十年来，白人独揽权力的国民党幻想黑人（占这个国家人口的75％）只能待在已有的空间（其国土的13％）上。比勒陀利亚政府不愿与该国的非洲人对话，希望他们只能服从。不断增加的暴力事件最终迫使政府开始对话，并释放监狱中的纳尔逊·曼德拉、对多数黑人进行政治解放，以及由全民普选产生政府。
    暴力的类型
    并非所有的暴力都是一样的。暴力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分类。其中最好的分类之一是政治学家梅登（fredr.vondermehden）所做的，他将暴力分为五种一般的类型。
    原生型原生型暴力产生于基本的社会群体冲突——种族的、民族的或宗教的，这些都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如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战争，苏丹阿拉伯人和达尔富尔人之间的战争，以及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战争（20世纪90年代末导致近80万人死亡），都是原生型暴力的例子。但是，原生型暴力并不一定只局限于世界的发展中地区，这样的对抗也出现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以及北爱尔兰，这些地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间的冲突有点类似于宗族世仇。
    关键概念◇恐怖主义
    “9·11“袭击提醒我们恐怖主义依然存在。基本来看，恐怖主义是一种削弱某个憎恨的政治权威的策略。同游击队或秘密冲突相联系，它不算是一种新事物。爱尔兰共和军和国内的马其顿革命组织（imro）交恶已有一个多世纪。政治、道德、国家主义、宗教、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恩怨都会助长恐怖分子的活动。恐怖主义是有恩怨的各种集团的产物。
    恐怖分子憎恨那些腐败、高压的政府，遗憾的是，中东地区的政府具有这些特点。穆斯林恐怖分子仇视美国是因为它支持这些政府。由于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圣战分子们使用的策略都是令人震惊和骇人听闻的。他们把炸弹放在轿车、卡车和轮船上，以及绑在自己的身体上。在“9·11“事件之前，没人想到用成吨的飞机燃料来击落摩天大楼。唯一可以得到的建议是：“想到那些料想不到的。“
    恐怖分子并不愚蠢，他们高度精于算计。他们把行动放在使对手感到恐慌的目标上，以获得公开和征募新人，并让对手反应过激且使更多的人站到恐怖分子这一边。奥萨马·本·拉登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追求打击那些被认为是错误和邪恶的局外人的政治目标时是镇定和理性的。正如一句古语所言，“某人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人的自由战士“。巴斯克、库尔德、巴勒斯坦和泰米尔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国家。而西班牙、土耳其、以色列和斯里兰卡，分别都不希望这些人有自己的国家并镇压他们的运动。因此，他们也各自产生了埃塔、库尔德工人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猛虎组织。通常在恐怖分子的行动背后都隐藏着某个原因。在这些事例中，就是国家解放。“基地“组织目的不在于不同民族得到解放而在于统一所有伊斯兰社会，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世界。
    恐怖主义是集体行动，由忠于某个政治事业的信徒来操作。单个的枪手，比如行刺里根总统的约翰·辛克里（johnhinkley），一般是精神错乱的。目前，中东是滋生众多恐怖分子活动的地区。背后的原因既有物质也有精神的。高出生率产生了许多失业青年，他们被吸引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过分简单化的教育中，这使美国成为其首要憎恨的目标。“基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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