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错了，重来。”
    “这个音长了，重来。”
    “渐进的部分气息不够，重来。”
    “中间那一句太满，重来。”
    “吐字不清，重来。”
    “重来。”
    “重来。”
    “我们都在这儿呢，怕什么？重来。”
    给你一个月时间，你能做点儿什么？
    我大概能旅一次行，约两次会，写三首歌，出四首翻唱，看五部电影，做六场爱。
    在这个闷热少雨的七月里，我录完了一首歌的钢琴，贝斯，鼓，跟和声，整首曲子完成了四分之三。
    这一个月里，我午休打地铺吃饭定外卖，白天录歌晚上打工，只睡过一次八小时的觉（还是宫隽夜强行把我按在床上软磨硬泡哄睡的），尽管进度缓慢，但可以保证每一处细节、起承转合都是令人满意的精臻，我们已经完美的表达了力所能及的全部：乔馨心的钢琴，李谦蓝的鼓，何故的贝斯，他们录的时候我也没偷懒翘班，全程站在旁边跟他们一起对谱子，一个音一个音抠下来的。
    我在录音室外嚼着糖，透过隔音玻璃看乔馨心弹钢琴，灼人的灯光洒在琴盖上，像雨水打湿漆黑的岩石；她的背影是山峦般柔美的青黛色，手臂会在演奏开始前做一个抬起的动作，让我想起天鹅的颈项。一段短短的伴奏不用翻动琴谱，她录完后紧接着是李谦蓝，她并未起身离开，而是搬了凳子坐在他前方，在鼓槌一起一落间为他举着谱子，他们大概常常这么配合，在一方带着耳机、完全零对话的情况下还有基于习惯的眼神交流，我听见身边的何故轻笑了一声，我也笑，谁都不必说原因。
    以往我用着现成的伴奏，都没想过真要去做一首歌会这么辛苦。费娜说这很正常，她有时一年才能熬出一张专辑，因为花在上面的心血与消耗的时间成正比，有的东西没捷径可走，只能一步一个脚印，所以需要更多的热情去支撑。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愿意潜心去做音乐的人越来越少，你想要报酬，想要鼓励，想要坚持下去的动力，当这些你都得不到，也就越来越难爱下去。
    然而轮到最后录人声的压轴环节，我怎么都唱不好。这种感觉我并不陌生，甚至从心底里是熟悉得、谅解的，状态欠佳，沉不住气，天气越热我心越躁，注意力像被搅拌器打散的蛋黄一样没法集中，有时候一天连着录七个钟头也只能用得上一两句。
    何故说这是因为人的声音和乐器是不同的，乐器可控，人声却受客观条件的影响，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哪种程度才算是“唱到位”了，唯有耐着性子一遍遍尝试。
    数不清第几次“重来”之后，我压抑良久的负面情绪终于爆发，耳机一扔，摔门走人。
    “干。”
    屋外的人都看向我，体贴地没有出手阻拦。
    我去隔壁房间用四块木板搭起来的临时浴室里洗澡，冷水从头顶浇下来的感觉镇压了些许烦热，让它们不再那么难以忍受。我盯着脚底下不干净的白瓷砖，水柱冲开滑腻的污渍，露出凹凸不平的表面，水流进眼里，又不能揉，就那么站着。
    洗完我擦干头发，回到录音室里，刚准备捡起二十分钟前被我丢弃的耳机，抬头看见乔馨心走近了，把一张卷起的白纸铺开来，贴在玻璃门上给我看。
    「出去走走吧。」
    我被她和李谦蓝拖出门，说是费娜姐也连续录了五个多小时的音，需要休息，正好何老师吩咐我们买点吃的带回去当晚饭……我无精打采的晒着太阳，口中拖沓地答应。
    从这里出发再过一条街，我们走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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