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考虑他们合作精神较低时，这一点却是次要的。大多数罪犯都是怯懦的，对于他们自认为解决不了的困难，采用了逃避的方法。除了他们的犯罪行为外，我们也可以从他们在生活中的各种表现看出他们的怯懦。他们躲避在黑暗而安静的角落里，对行人进行恐吓，抢在行人有所反应之前拿出自己的武器。罪犯都自以为非常勇敢，但我们却不做如是想，否则，我们就是受到了蒙蔽。
    犯罪行为是他们怯懦地效仿英雄的后果。他们错以为自己是英雄，他们所追寻的优越感目标其实是自己编造出来的。于是，他们执行着一种错误的统觉表，这其实是缺乏常识的体现。罪犯都是懦夫，如果我们能清楚地指出这一点，他们会因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而惊讶不已。他们会常常通过反击警察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成就感，因此，他们通常都认为自己是不会被抓到的。如果我们仔细地调查每一个罪犯的过往，一定会发现他们的许多罪行都被人们忽略了，这可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当他们终于被逮到时，他们可能会想：“一定是哪个地方出了纰漏，下次一定要多注意一些。”如果他们能够侥幸躲过警察的追捕，他们就会感觉达到了优越感目标，他们会很开心地享受同伴的庆贺和称赞。
    我们一定要扭转罪犯对于自身智力和勇气的错误评断。但是，从哪里入手呢？那就是家庭和感化院。之后，我们不再强调哪里是他的要害，而是将焦点更多地放在是什么原因让他不喜欢与人合作上。有时，这是由父母造成的。或许父母的教育技巧性太差，令孩子不喜欢与之合作。他或者在为得不到帮助而怨天尤人，其实，他自己的合作能力也是很差的。从那些气氛不和或者婚姻出现裂痕的家庭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合作精神的缺乏。让新生儿最先感兴趣的是母亲，而她或许根本就不愿意帮助孩子将注意力和兴趣扩展到父亲或者周围的其他人身上。另外，这个孩子在家中或许一直将自己看成霸主，然而另一个新生命在他三四岁的时候横空出世，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并失去了霸主的威严。其实这些因素我们都应该考虑清楚，并且，如果我们一同回顾罪犯的过去，我们可以发现，在早年的家庭生活中就已经孕育着一些让他不稳定的因素了。并不是环境本身影响了孩子的发展，而是孩子本身对地位产生了不正确的理解，而这种观念却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正。
    如果在一个家庭中，其中的一个孩子在某些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这对于其他孩子来说，是件很糟糕的事。这种孩子的才华会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其他人就会心理失衡。他们不愿意互相合作，因为他们想努力奋斗，却信心不足。这些愤愤不平的孩子一直处于别人的光环下，找不到表现自己的机会，就会渐渐发展出不良的人格。他们极有可能会变成罪犯、自杀者或者精神病人。
    对那些缺少合作精神的孩子，我们可以从他们入学伊始的行为活动中观察到他们的缺点。比如，他们不喜欢老师，不喜欢与人交往。他们上课不注意听讲，假如老师不了解状况，或许会让他们受到更深的打击，周围的人会嘲笑他们，而不是鼓励和安慰，老师也无法教他们与人合作，因此，他们会认为上学很无趣。如果他们在学校受到各种打击，自然不会喜欢上学。你可能会发现，很多罪犯在13岁的时候依然在上四年级，并且，由于他们的愚笨，还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他们会慢慢变得完全对他人不感兴趣，而将目标转移到那些无益的事情上去。
    贫穷者对生活也容易产生不正确的理解。那些家庭状况糟糕的孩子在外面常会遭到白眼，他们的家庭可能缺衣少食，父母整日为了生计而愁眉不展，这样的孩子或许很早就需要挣钱养家了。当他们看到富有的人享受着荣华富贵，轻易地就能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心理就会不平衡，他们会觉得，他们不应该享受比自己更多的权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贫富悬殊大的城市中犯罪率很高。在忌妒心理下产生的目标往往是错误的，这样的孩子很容易误以为轻松地得到金钱就是获取优越感的最佳方式。
    我发现，身体上的缺陷也会引发自卑感。在某种程度上，我也为那些神经学和精神病学中的遗传理论做了有利的论证，这真的让我感到遗憾。就在我写出由于身体缺陷而引发自卑及心灵能够起到补偿作用的时候，我就预感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实际上，是我们的教育方式导致了自卑感的产生，而不是因为身体残缺。假如我们的方式是恰当的，就会让身体残缺的儿童对自己或别人都产生兴趣。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引导他对别人产生兴趣，他才会只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当然，有些人的缺陷是来自于内分泌腺，但是，我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压根说不出某种内分泌腺在正常的情况下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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