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毓登基之时，已经是个二十四岁的成年人，且从十八岁起，便先后在华州、宜州、陇右、岐州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并取得了良好的政绩和声望，“治有美政，黎民怀之”。因此，无论是从人生阅历还是从政治经验来看，宇文毓都完全有条件履行统治者的职责，亲手打理北周帝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宇文毓越来越年长，宇文护“辅政”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必然要受到质疑。到了宇文毓即位的第三年，朝野上下“还政于君”的呼声渐起，宇文护迫于时势，不得不“上表归政”，把大部分权力还给了宇文毓，但仍把军权牢牢抓在手中。“帝始亲览万机；军旅之事，护犹总焉”。
    （《周书·明帝纪》）北周建国之初，君主不称皇帝，而称“天王”，且不设帝王年号。宇文毓亲政不久，便“遵秦、汉旧制，称皇帝，建年号”，以此方式为北周帝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稍后，他又颁布诏书，进封了当时北周最重要的一批宗室成员和元勋重臣的爵位，且将其食邑全部加至一万户（杨忠原为陈留公，就是在这次进封中晋爵为隋国公）。
    宇文毓的上述举措，显然意在巩固皇权，彰显皇恩，提升其个人的统治威望。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皇帝必将从宇文护手中收回所有的权力。对此，宇文护当然感到了莫大的恐惧。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并重新夺回执政大权，宇文护断然使出了杀手锏。
    北周武成元年（公元560年）四月，宇文护授意在宫中负责膳食的心腹李安，将毒药投进糖饼呈给了皇帝。宇文毓吃下后，立刻病倒。弥留之际，宇文毓料定是宇文护下了黑手，遂口授遗诏，宣布把皇位传给弟弟宇文邕（宇文泰四子）。
    四月二十日，宇文毓驾崩；次日，十八岁的宇文邕登基，是为周武帝。
    次年，北周改元保定，以时任天官大冢宰（相当于宰相）的宇文护“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事无巨细，皆先断后闻”。
    （《资治通鉴》卷一六八）宇文护如愿以偿，再度总揽朝政，独专大权。
    对于宇文护的弑君之举，北周的元勋大佬们嘴上不说，可人人心知肚明。对此，侯莫陈崇尤感义愤。尽管宇文护摄政后，侯莫陈崇曾一度投入他的阵营，但眼见宇文护两度弑逆，在专权自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侯莫陈崇便再也无法容忍了。
    保定三年（公元563年）正月，侯莫陈崇随从武帝北巡原州（今宁夏固原县），但不知何故，天子一行忽然在预定日期之前连夜赶回了长安。朝野大感蹊跷，议论纷纷。侯莫陈崇对左右说：“我最近听术士传言，晋公宇文护今年流年不利；天子车驾今夜突然回京，肯定是因为晋公死了。”此言一出，不啻于一条爆炸性新闻，一夜之间传遍了长安城。但问题在于——宇文护根本没死。这下麻烦大了！武帝深感震惊，赶紧召集高层官员开会，当众斥责侯莫陈崇。侯莫陈崇自知口无遮拦闯下大祸，只好惶恐谢罪。可是，即便武帝有心救他，也拦不住宇文护的屠刀。当日，宇文护便派兵包围了侯莫陈崇的府邸，逼令他自杀。
    侯莫陈崇之死，表面上是因为一句近似玩笑的牢骚话，实则是元勋集团与宇文护之间仍然存在无法化解的矛盾。眼见侯莫陈崇一言不慎便丢了性命，杨忠越发生出脣亡齿寒之感。不久，北周朝廷准备征发十万大军进攻北齐，杨忠自告奋勇，愿领一万步骑出战。
    同年底，杨忠出师塞北，在突厥军队的配合下，突破北齐的雁门防线，一路所向披靡，连克北齐二十余城，兵锋直逼北齐军事重镇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吓得亲率大军来援的北齐皇帝高湛差点弃城而逃。后来，虽因突厥突然撤兵导致战斗失利，但杨忠此次出征的战果仍然十分辉煌，且一举扭转了北周偏于防守的战略颓势，其意义极为重大。
    杨忠班师后，武帝论功行赏，准备晋升杨忠为太傅，却遭到宇文护大力阻挠。结果，杨忠非但没得到晋升，反而被外放为泾州刺史。对于如此不公的境遇，杨忠却毫无怨言。因为在他看来，远离朝廷这个是非之地，远比加官晋爵重要得多。事实上，他之所以只领一万人马便敢进攻北齐，其目的也并不是为了立功，而是为了避开朝中的权力斗争。
    杨忠屡建战功却仍遭排挤，杨坚的仕途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武帝即位后，他的官职仅从右小宫伯变为左小宫伯，几乎等于没动，此后几年也一直被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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