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即位之初，由于权力未稳，且北方的突厥虎视眈眈，所以对陈朝一直表现得很谦卑。当时，陈朝经常派间谍深入隋境刺探情报，每每抓获，杨坚都会下令释放，而且还奉送车马和礼物，恭恭敬敬地把他们送回去。杨坚如此隐忍，却被当时的陈宣帝视为软弱可欺，故屡屡纵兵，侵掠隋朝边境。开皇二年春，陈宣帝驾崩，忍无可忍的杨坚终于逮着机会，命大将元景山对陈朝发动了一次试探性进攻。出乎杨坚意料的是，隋军仅出兵四千，就击败了一向号称强大的陈朝水师，并一口气拿下了三座城池。虽然这三城都不是隋军打下来的，而是陈朝守将弃城而逃拱手相送的，但恰恰是这一点，更加暴露了陈军外强中干的真实战斗力。
    杨坚本欲乘此机会对陈朝动手，但恰在此时，沙钵略率四十万铁骑大举入寇，杨坚不得不全力对付北方之敌。而刚刚即位的陈叔宝一听边境丢了三城，也忙不迭地遣使向隋朝求和。杨坚赶紧就坡下驴，以“礼不伐丧”（陈朝正处于国丧期间）为名，命前线军队班师。
    此后数年，杨坚一直忙于对付突厥，始终腾不出手来跟陈朝过招。
    不过，尽管杨坚迫于北方的压力而不敢两线作战，但这并不等于他会完全把陈朝置之脑后。事实上，就在杨坚采纳长孙晟的对突战略，在北方搞了一系列大动作的同时，他也采纳了左仆射高颎的对陈战略，对陈朝搞了一系列小动作，从而为日后平灭陈朝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颎的对陈战略，由两个行动组成：一是“狼来了”行动，一是“火烧屋”行动。
    关于“狼来了”行动，高颎打给杨坚的报告是这么说的：由于长江以北气候寒冷，庄稼收割时间较晚，而长江以南气候温暖，水稻成熟时间较早，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在南方收割水稻的时候，小规模地征召府兵（按隋朝从北周承袭而来的府兵制，士兵们农忙时是农夫，农闲时操练，一有战事就要马上回军队报到），扬言要对陈朝发动进攻，陈朝必定集结军队严加防范，如此便会耽误收割。等他们把士兵集结好了，田里的水稻也差不多烂光了，咱们就把军队解散。如此一而再、再而三，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是虚张声势，以后就不会再轻易相信。最后，一旦我们真的发动南征，他们肯定会狐疑不决。趁此机会，我们的大军便可迅速越过长江。
    关于第二个行动“火烧屋”，高颎是这么说的：长江以南，地下水离地面很近，不能挖掘地窖，敌人的所有军用储备物资，都只能存放在地面上，而库房一般都由竹子和茅草搭成。如果我们派出间谍，利用风势放火，等他们修复之后，咱就派人再烧，用不了几年，不管是民间的粮食还是官方的物资，都会被我们烧个精光。
    高颎这两招显然都很阴损，跟长孙晟一门心思离间人家兄弟叔侄的做法有得一拼。不过，有道是兵不厌诈，在战场上，越损的招数，往往是成本最低而效用最大的。杨坚欣然采纳了高颎之策，果然不出数年，陈朝就被隋朝的一系列小动作搞得身心俱疲、财竭民困。
    到了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当北方的突厥因忙于内讧而日渐衰落，再也构不成对隋朝的威胁时，杨坚终于把目光转向了陈朝。
    一看天子有了南征之意，朝野上下立即闻风而动。杨素、贺若弼、高劢、崔仲方等人纷纷呈上平陈方略。正当隋朝举国上下摩拳擦掌之际，多年来一直困守江陵一隅的后梁小政权又不识时务地归降了陈朝，更是令杨坚怒不可遏。他愤愤地对高颎说：“我为民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意思是，我身为天下百姓的父母，岂可因为隔着一条衣带宽的长江，就不去拯救那里的人民呢？
    随后，杨坚立刻命信州刺史杨素在其辖境永安（今重庆奉节县）督造战船。隋朝当时的造船工艺绝对是世界一流，所以杨素所造的战舰堪称巨无霸，其中最大型的“五牙”足足有五层高，高百余尺，前后左右共设置六根“拍竿”（攻击型武器，可伸出捣毁敌舰），每根拍竿有五十尺长；一艘“五牙”可装载士兵八百人。比“五牙”小的叫“黄龙”，每艘也可装载士兵一百人。
    隋朝在长江北岸大举造船，其战略意图昭然若揭。有大臣提醒杨坚，说这种战略行动应该越隐秘越好，不可大张旗鼓。杨坚不以为然地说：“我欲替天行道，有何隐秘可言？”遂命人把造船的木屑全部投入江中，故意让其漂往下游的陈朝。
    仅凭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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