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罗大经和张继先一同离开《生根》摄制，作为导演的谢兰生不得不再寻觅同伴。
    他一边研究莘野说的摄影师，一边搜寻更合适的录音师。他是北电的毕业生，16家国营的制片厂都有同学或师兄弟，谢兰生便挨个打听有谁可能“叛经离道”。
    最后，他的一个在西影厂（西安电影制片厂）的84级师兄说了个人，叫岑晨。这个岑晨是两年前从北广被分进西影的，比较年轻，24岁。不过呢，他的日子十分憋屈，挺点背的。
    首先，他们三个那年来的一直住在厕所边上，还紧紧地挨着便池，隔壁的水一天到晚不间断地渗透进来，在墙上都画出地图了，岑晨觉得超级恶心，跟西影厂抗议数次，都被无视了。西影厂说：“如果总是今天这个要调房间明天那个要调房间，就没法儿安排宿舍了。”可想而知岑晨天天看着“地图”有多闹心。另外，据说因为有关部门入职批文没下来，岑晨整整一年多的工资都是厂里“借他的”，不是厂里发他的，让他终日提心吊胆。
    其次呢，他参与的三部片子最终结果都非常惨。第一部是战争题材，然而因为比较强调战争残酷的那一面，被认作是态度消极，被毙了。这部片子是在北京一家公司做的后期，于是，内容早早传出，首都电影圈子的人都在背地小声议论，西影对此感到不安，把团队给撤回西安，并让导演绝不可以继续扩散这部片子，想再改改。然而一切为时已晚，没过多久，听到风声的电影局便向西影要求调看这部片子，而一看完，电影局就正式下文：把拷贝都送到外省一家片库永久封存。而岑晨这超级二愣子，在文化厅审片会上看完竟然热泪盈眶，鼓掌叫好，完全没能觉察出来整个房间气氛不对。
    
    
    第二部呢，是没被毙，不过状况也差不多。厂务会议通过剧本，省文化厅、省委宣传部也批了，然而最后到审查时，因为是个复仇题材且展现了社会矛盾，先前OK的陕西省委宣传部又不大赞同，叫电影局进行复查，而电影局认为还好，因为不想得罪地方又请中宣部来复审，最后中宣部一锤定音：电影局有权利拍板，地方如果不大满意可以不买它的拷贝。然而电影虽然上映了，可折腾这一大圈后各个地方都不想要了，谁都知道它有一些靠边界的政治问题。拷贝一个都没卖掉，跟被毙也无甚差别。
    到第三部，因为急了，决定拍个“主旋律”后，西影厂要把新片子给改名叫《啊！我亲爱的同志们！》，然后为了迎合市场又想强塞“当地巫术”，还要重点强调，让岑晨等参与“选歌”，岑晨听完摔门而去，觉得都是什么玩意儿。
    谢兰生在听完以后觉得很好，就是他了。叛逆、直接、敢作敢为，最重要的是，在经历了这许多后仍对电影保有敬畏。据说岑晨平时不大吱声，然而一旦听到杂音会喊“cut”到气壮山河。《生根》对录音师并没有太高的技术要求，北广毕业肯定够用了。
    “师兄啊，”谢兰生说，“您能不能再帮帮忙，给我们俩牵线搭桥？呃，别直接说我想请他参与拍摄地下电影，先找机会让我们俩见一见吧，面对面说。”谢兰生觉得，自己要靠十足诚意打动对方、拉拢对方，若直接说“一起违法啊”会把人给吓跑的，他必须有一个机会陈述利弊、勾画未来。
    “这……如果不提要干什么，人家跟你见面干嘛？太可疑了。”
    “‘偶遇’嘛。”谢兰生说，“把他叫到宿舍聊天，或者叫到外面吃饭，然后正好我也过去，不就碰上了吗？”肯定不能上去就聊地下电影这个事儿，人么，对于“大逆不道”第一反应会是远离，他得先当上“好朋友”，试探试探，再一点点说。
    学长有些无语地道：“我和岑晨完全不熟，根本没到那个程度。我只知道他是谁而已，没什么私下接触。”
    谢兰生便像叫对方吃颗白菜似的，说：“那熟一熟。”
    师兄：“…………”
    “熟起来熟起来。”谢兰生想，你是一个正牌导演，跟录音师熟还不容易？
    师兄是个黑龙江人，说：“这个咋熟起来啊？”他其实是不想管的。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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